新冠肺炎(武汉肺炎,COVID-19)席卷全球,各国纷纷祭出的严格手段,封城、禁足、边境管制。但这类政策宛如双面刃,控制人流接触、传播疫情,也可能同时冲击经济。性命要顾,生计也不能不管,-该如何拟定政策才能兼顾两者?当 COVID-19 可能趋向常态化,从严防守零容忍是长期最好政策吗?中研院经济研究所团队建构出一套经济学运算模型,在健康与经济权衡间,找出适合各国的最佳防疫政策。
防疫是公卫与经济的拔河
想像一下,你现在是防疫团队的决策者,此时正与各领域专家开会。
一群学者严厉警示:防疫如作战,务必严格限制边境、在家工作,用尽一切手段把感染人数降到最低。但另一群专家立刻出声反对:“没钱也会没命!”他们主张防疫必须适度宽松,尽量维持日常生活,才不会把人逼上绝境。两边争吵不休,你怎么决定?
对许多人来说,答案或许直观:防疫首选应该是愈严密愈好,最短时间、最高防堵。但在经济学家眼中,答案没有这么斩钉截铁。
中研院经济所助研究员林轩驰、杨宗翰和访问学者许文泰,耗费近五个月,建构一套量化运算模型,试图在健康与经济之间权衡,找出各国的“最佳防疫策略”。
“隔离实在太无聊……”谈到研究动机,三人半开玩笑地说,但他们随后也点出了几个关键动机。
首先,新冠肺炎的冲击百年罕见,但观察目前的国外研究,多半仍有限制。例如,总体经济学家大多忽略国与国之间的互动,没有纳入国际贸易观点;国际贸易学者则鲜少探讨是否有共通的防疫政策。因此,三位学者试图更全面地找出:在开放经济体中,什么才是最佳的防疫政策?
另一个关键动机是,他们发现权衡健康与经济议题,国内舆论几乎一面倒,“新闻里的学者专家基本都是公卫或医学背景,”防疫是公共卫生与经济的拔河,毕竟健康重要,但放眼各国,长期全境关闭、封城禁足已冲击众多产业和商家的营运,击垮无数家庭生计。因此,经济问题也不可忽视。
“我们可能同时顾及公卫与经济,找出经济损失最少的防疫选项吗?”成为研究团队的核心问题。
各国国情不同,客制化找疾病传播速率
带着这样的问题,团队以 2020 年初至 7 月 22 日的资料为基础,建构出一套经济学运算模型,检视不同条件对疫情扩散、经济损失的影响。
第一步,先了解各国疾病传播速率。
他们使用流行病学的常用指标:基本再生数(Basic Reproduction Number, R0),意思是每一个感染者平均会传播给多少人。当 R0 越大,代表疾病扩散快,疫情越难控制;若 R0 小于 1,传染人数变少,疾病便会逐渐消失。
但即使是同一种疾病, R0 也并不是统一的。“我们根据模型里人与人的互动参数,或是各国的防疫政策等,反过来推估计各国的 R0。”
许文泰解释:“每个国家的国情、防疫措施都不同,例如亚洲人习惯戴口罩,欧洲人打招呼会亲吻,所以我们进一步‘客制化’各国状况──结合各国的 R0 、防疫措施,算出对应的有效传染数(Effective Reproduction number,Re)。”
另外,他们也加入 Dingel and Neiman(2020)“各国远距工作指数”、牛津大学的“防疫政策指标”等重要指标,来做为模型内的运算参数,以提供“ 客制化”的结果供各国参考。
防疫政策好理解,但为何远距工作要纳入模型?原因是,远距工作的可行性,也会同时影响疫情传播与经济冲击。杨宗翰举例:“像美国肉品处理业、或是亚马逊的雨林工业的工人,很难在家工作,使得工作地就成为群聚感染的破口。”
因此,若一个国家产业的远距工作可行性愈高,受到的经济冲击也相对愈小。国内封城,人们还是可以远距工作,以及透过国际贸易补足缺口、互通有无,经济冲击就可能降低。
结合流行病学、国际贸易的各项参数,建构出模型后,研究员开始进行各项模拟推算,了解实施不同的防疫政策下,经济表现有何差异。
参照韩国防疫,“短期”经济变好或变坏?
他们先以第一波疫情的模范国韩国为参照。假设,世界各国都向好学生看齐,采用韩国政策防疫,各地的经济状况会变好吗?
检视经济状况的指标有两项:实质收入(real income)和人民福祉(welfare)。
实质收入较好理解,即是指一国的实质 GDP。后者并非我们熟悉的社会福祉,而是考量了个人感受的效用(utilities)总和,包括风险趋避(risk aversion)、跨时间的替代效果(intertemporal substitution effect)等都纳入衡量。简单来说:当疫情愈稳定、个人收入愈平稳、一国的人民感受愈好,福祉就会愈高。
要特别说明的是,“套用韩国政策”并不是模仿施行一模一样的政策,而是“让疾病传播速度限制在某个数值(Re)之下”。好比,台湾感染案例更低,因此采韩国政策就代表要增加现行 Re,也就是放松现行管制。
至于,为何对照组是韩国,而非超级优等生台湾?说来有趣,答案正是台湾太“模范”了!林轩驰分析:“去年 7~8 月时,台湾几乎毫无疫情。如果以台湾做参照,各国经济活动都要 shut down(全面中止)。”台湾就像平行时空,R0 太低,多数国家难以企及。
因此,研究团队以“韩国的有效传染数(Re)”为基准,对比现行防疫措施,推算当各国都调整防疫措施,使传播速度低于这个值时,是否能遏止病毒扩散?对经济冲击有何影响?
结果出人意表!除了中国、台湾,短期来看其他国家的实质收入、人民福祉,全都变糟了!加强防疫后,代价是经济蒙受不小损失。细究原因,韩国疫情比大多数国家控制得好,而各国需收紧管制。因此若向韩国看齐,虽然能降低感染人数、少死一些人,但也得承受明显的经济冲击。
▲ 若各国采用韩国防疫模式为替代政策,不论是染病人数、死亡人数,几乎都会大幅降低。
▲ 但短期实施后,各国将面临经济冲击。除了中国、台湾的经济损失会减少,其他国家的经济反而更惨烈。原因是,韩国比多数国家防疫限制更严格,经济冲击因此增加。
看起来,以韩国为标竿从严防疫,对多数国家经济福祉并不利。难道,防疫真的是经济杀手?
短期而言,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但是把时间拉长来看,问题将会复杂许多。因为死亡带来的各种负面成本,会随着时间发酵。
比如,一位 30 岁年轻人不幸染疫身亡,假设他原本活到平均年龄的收入、税金、社会贡献、消费、可能生养的孩子,将统统化为泡影。另外,狂飙的死亡人数也会让恐惧阴影扩散,增加不安定的社会成本,“就像赌博,-都发烂牌给你,知道稳输的感觉很差。”许文泰解释。
参照韩国防疫,“长期”经济变好或变坏?
因此,研究团队又做了下一个模拟,假定在广泛施打有效疫苗之前,需要长期防疫。若各国长期采用韩国政策,结果如何?
情况开始出现分流:有人退步,有人进步。也就是说,一半的国家需要收紧管制,另一半的国家需要放松管制,才能有较好的经济表现。
韩国、台湾得放松管制,否则长期下来会承受经济损失;美国、巴西、印度则应收紧防疫,虽然短期受到冲击,但长期经济表现反而更好。
把时间拉长来看,佛系国家若收紧管制,既能挽救更多人的性命,还增加整体经济利益;中、台、韩等从严防疫的国家,则需要放松。只是后者调整政策的迫切性没那么大,因为实质收入虽然可显著增加,但福祉并不会巨幅提升。
许文泰强调:“防疫该收紧的时候,请一定要做到,不管是收入、福祉、心理成本都有影响,这不是开玩笑的!”
找出各国最佳防疫政策
保钱、保命一定相互冲突吗?Re 降到最低,就是最好的防疫政策吗?显然,答案未必如此。
从研究结果看来,长期的最佳政策必须在经济活动、疾病控制之间,找到平衡。强力让有效传染数率急速归零,不见得就能成为模范生,很可能扑灭疾病,但经济也全面萧条衰败,付出惨痛成本,需要考量各国不同的情况,才能计算最佳的防疫政策。因此,下一步,
团队根据实质收入、人民福祉两项经济指标,融合流行病学模型与数据,演算出各国的“最佳防疫政策”──也就是实质收入、人民福祉都能最大化的各国 Re 值。
世纪大疫爆发至今,应该强力封城或者佛系防疫,仍是争论不休的议题。三位学者透过经济模型找出最佳防疫参考值,运算出各国最适合的 Re 值,也成为这项研究的突破性发现。
▲ 上为研究团队运算出的各国“最适疾病传播速度”,例如印度只需要把 Re 降至 1.1 ,不必小于 1。由此提供各国参考,现行政策应该放松或管制,才是最适合的防疫方向。下为若要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蓝线在 0 以上的国家,需要加强管制、降低 Re 值;蓝线在负值的国家,则需要放松管制。
研究团队运算出最能降低经济损失的最适政策后,接着,三位学者也进一步检视,实施后有多大成效?
根据模型演算,如果各国采取各自最佳防疫政策,多数能增加 2.5% 福祉,包括美国、英国、印度。2.5% 听起来微不足道,实际上,一两年的差异如同发展基底,很有可能关乎后续深远的经济影响。
▲ 白线越短的国家,代表当时的防疫政策表现已接近最适政策。例如,大家印象中的防疫后段班意大利表现突出,原因可能是意大利后来采取封城等严格政策,将疫情控制住。因此,从搜集至 2020 年 7 月中的数据来分析,美国、意大利已呈天壤之别(此张图表,由于台湾当时已无新增案例,R0 太低,因此部分失真)。
如果有超级 WHO,该怎么防疫?
除了最佳防疫政策,也做了其他有趣的模拟。例如,想像全世界是由一个机构(例如进化版 WHO),制定全球统一的防疫手段,结果会如何?
“我满 shocked 的,最佳政策跟放任政策,整体来说实质收入没有差很多!”林轩驰指出。
若全世界都走佛系路线,相较于采用各国最佳防疫政策,实质收入差距并不大。然而,人民福祉就有显著差异!这意谓,若国家长期放任,社会必须承受庞大的心理成本,即使表面看来实质收入损失不大,实际上将重创人民福祉。总结本次研究,实施佛系防疫,无论在控制疫情、经济表现,都明显吞苦果;采用像韩国般的严谨作法,短期虽然会有可观的经济损失,长期而言对国家较有助益,死亡人数减少、经济表现也更好。
值得注意的是,防疫绝非越严格越好!最佳防疫政策的推算,就是在控制疫情与经济效益之间,寻求平衡。
另外,三位学者也不约而同谈到国际贸易的重要性。
许多人认为,高度的跨国往来让病毒很容易搭上“顺风车”,是防疫大敌。但研究团队发现,国际贸易也可以是支援防疫的“后备军”。
“2~3 月时,一度出现反全球化浪潮。但实际上,有国际贸易的情况下,才能更控制疫情。”杨宗翰说明,如果各国完全回归自给自足,疫情可能更糟。比如逼得重灾区如美国,工人仍得维持畜牧、肉品加工,因群聚而加速疫情传播。有他国货物支援下,国家才能加强防疫,减少经济冲击。
林轩驰补充,现代商业交易并非只有人流往来,多数贸易其实是货运,补足各国生产缺口,反而对拉平疫情曲线有正向帮助。更遑论,许多医疗资源的跨国互助,也需要仰赖国际贸易。
要钱还是要命?二选一的游戏很残酷,但现实这道抗疫选择题不一定是零和挑战,面对长期的病毒抗战,社会需要更多面向的思考。随疫苗研发成功,台湾在努力维持抗疫好成绩之时,或许也可以纳入经济学家的意见,找到下一阶段最适合台湾的防疫政策。
▲ 左起林轩驰、杨宗翰、许文泰。为了算出各国最适合的防疫政策,三人伤透脑筋,但也因此,突破关卡后格外收获十足。在高度抽象的模型、公式之外,三位研究员仍带着投身人文社会科学的初心,关怀具体世界的焦虑困境,期盼能从经济学观点提供政策建议。
(作者:萧歆谚;本文由 研之有物 授权转载;首图来源:shutterst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