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科技或者技术不再中立，我们是否应该重新思考它与人们的关系？“科技当为人民所用，并让人民在对技术的选用、掌握与熟悉中，获得对科技的主动权，以及面对当代生活的真实自信。”印度“人民科学运动”的核心人物文诺‧瑞纳说。
如果科技就是权力，那么，它是否应该──至少有一部分，应该要属于基本人权的范畴？印度的“人民科学运动”（People’s Science Movement，PSM）是这么相信的：科学与科技是基本人权。科技是为了底层者的生活存在，而非为了有势者存在。
“人民科学运动”将科技视为一种“赋权（Empower）”。组织者以村落或社区为单位，和居民共同讨论什么样的科技能实质改善生活。这些新科技的应用范围，涵盖了饮水、卫生、教育、农业生产，甚至包括社区的管理制度与工具。
举例来说，印度喀拉拉邦的居民，就自决讨论出当地适合使用的农业科技、机具及种植方式。他们拒绝了西方提供的基改种子，而采用更自然在地的种植源头，这样，喀拉拉邦基改作物的比例，比起类似种植条件的地区低上许多，也让他们获得更好的健康与长期的收入。“科技该为人民所用，并让人民在对技术的选用、掌握与熟悉中，获得对科技的主动权，以及面对当代生活的自信。”运动的核心人物文诺‧瑞纳（Vinod Raina）如此表示。
印度“人民科学运动”是由下而上、草根式的科技政治参与例子。但另一方面，也有以人民福利与进步之名行管控之实的案例。中国的“芝麻信用”（Sesame Credit）系统，就是从国民的日常、网络言论，分析出他对政府的忠诚分数，进而决定这个人银行借贷的额度，分数够高的国民，甚至能在部分医院享有“先诊疗后付费”的权力。
而正由于相信科技被强权滥用的可能，某些地下组织尝试用数位科技直接干涉、影响现实政治。以匿名者（Anonymous）为代表的骇客激进主义者（Hacktivisist），他们于伊斯兰国（ISIS）展开恐怖行动后，正式与 ISIS 宣战。匿名者摧毁了上千个 ISIS 相关网站，入侵电子信箱、推特账号、Facebook 专页等，对 ISIS 的政治形象与号召力产生极大打击。
为何数字技术能对既有政治权力构成有效的动摇？
第三波资讯革命前，我们活在一个由加减法构成的线性世界：一个对老板压榨不满的劳工，可能捣毁他身旁的织布机，顶多和其他劳工合谋，捣毁一整个工厂的机具，进行有限的破坏。然而由数字技术主导的社会里，许多行动却具有杠杆式的乘数效应。以 DDoS（阻断服务攻击）为例，只要有一台电脑，骇客就能借由攻击弱点主机，并将这些主机做为后续攻击的中继点，在短时间内动员 2n 台电脑对目标进行瘫痪。而像脸书等社群网站，则会在讯息分享超过一定数量后，将讯息以乘数的速度扩散开来；这也是 2011 年突尼斯民主革命得以迅速串连、推翻应变缓慢的独裁政府的原因。
在这样的乘数社会中，似乎，权力迭代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数位科技加速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但也无可避免的让人猜想数位社会的终极形式，它会是一个倡导共善、维护多元的理想国，还是像《1984》所描述的，监控和管制无所不在的乌托邦？
新技术 vs. 旧体制
为何即使公务员上了电脑课、社群行销进修，政府组织经营的 Facebook 成效总是不彰？原因在于既有官僚结构、冗长的公关审核过程，反映在对 Facebook 要求迅速回应的无效率上，是旧有组织型态与新技术无法相容的经典案例。
当 iPhone 电量 = 生存概率
对许多从叙利亚逃难进入欧洲的难民来说，手边最重要的物品不是食物和水，而是手机。他们在逃难中用手机来定位地图、搜寻附近资源并连络失散亲友。英国 BBC 频道曾采访一名难民，他说：“手机电池快没电时，就是我最焦虑的时刻。”
资讯处理能力划出新的阶级
深圳街头的游民躺卧在待售的商业大楼前，持一支山寨手机，用街区的公用电源、Wi-Fi，便能下载最新的免费游戏，和无限供应的线上电影。全世界资讯总量的暴增、硬件成本的降低，使任何资讯唾手可得。在未来，社会阶级的决定性差异，将从资讯的“获取”，转移到资讯“处理”能力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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