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务部近日研拟《科技侦查法》引起争议，原本在台湾如果要监听嫌疑犯（侦查中），需要由法院审查与核发监听票。但最近法务部公布了《科技侦查法》引起科技圈哗然──例如原本要法院核发才能进行的“监视”行动，新科技侦查法架构下，两个月内只要检察官或司法警察觉得有必要，就能使用 GPS 定位监控，无需法官批准。
韩国考察报告认为没必要的侦查法，却突然冒出来
这个法案的来源应该是在公务出国报告资讯网，有检察官于去年至韩国考察“科技设备监控制度与科技侦查法之韩国考察”，内容可自行上网下载。考察内容主要以“监控”为主，包括居家监控、电子脚镣等设备，而“科技侦查法”部分，结论为“韩国并无‘科技侦查法’，利用科技设备实施之相关侦查作为以刑事诉讼法规范之。目前并未有订定‘科技侦查法’之需求或呼声，并未认为有为了科技侦查修订刑事诉讼法之必要。”
换句话说，当时考察团的意见就是“我们并不需要科技侦查法”。
▲ Google 搜寻到的公务出国报告资讯网资料，报告完成时间点为今年 2 月 20 日。
这样的意见也出现在律师公会的批评，律师公会认为现今的通讯保障与监察法（俗称通保法）进行增修即可达到科技侦查法的目的，而该法案需求的“通讯监察书”（俗称监听票），就需要法官认证，而非侦查单位自己就可决定是否需要监听。因为侦办的人自己决定哪些人应该被监控，等于是球员兼裁判，不该是民主、宪法规定“人民享有秘密通讯的自由”的国家所拥有。
你相信警察机关掌握个资不会滥权？
身为为人民服务的-，应该在“最小程度侵害人民自由”的情况下解决问题。侵害人身自由有可能让犯罪者更为无所遁形，但是也可能给予-更大的权力，同时也利用那些权力巩固它们自身的利益──这非关科技，而是人性如此。
按照过往的经验来看，越多人有权接触到敏感的资料或技术，我们的基本隐私就越有可能被侵害。光是用“警察违法个资法”搜寻新闻，就能看到不少警察滥用权力的资讯，如果连基础的个资把关都这么困难，如何让人民相信这样粗糙、赋予检察机关庞大权力的法律不会被滥用？
更何况目前的台湾连武汉肺炎病患的个资是否泄漏、泄漏到什么程度都是由主管机关或主事者决定，而非靠一套严谨的法律程序决定这些资料该如何曝光，这种靠“人决定怎么做”做法，背后都有威权的影子。许多人都认为非常时期要有非常做法，这个想法完全没有问题，但非常时期过去后呢？你是否愿意监督“改善非常做法”方式？
应该优先考虑“揭弊者保护法”
另外在考虑侵害人民基本权之前，是否也应该要先看看社会另一张揭弊破网──“吹哨者的保护制度”呢？在永丰金吹哨者张晋源、台铁普悠玛翻车事件吹哨者之后，台湾每次泛起了一股“制定揭弊者保护法”的讨论风潮，最后都跟蔡英文保证会通过的“矿业法”一样无疾而终。有一个完整的保护体系，台湾才可能会有更多愿意揭露弊端的人，而不是大家都人人自危，在弊端发生时宁愿成为沉默的共犯，而不是站出来尝试改善这个环境。
在 631 号大法官释字里，大法官理由书对通保法的说明指出：“有事实足认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有下列各款罪嫌之一，并危害国家安全或社会秩序情节重大，而有相当理由可信其通讯内容与本案有关，且不能或难以其他方法搜集或调查证据者，得发通讯监察书。”因此大法官认为通讯监听极为侵害人民基本权，需要“独立、客观行使职权之审判机关事前审查”。
台湾才走过了白色恐怖年代，我们应该要更为审慎地理解，赋予-监听我们秘密通讯的意义何在，难道检察与调查机关永远不会出错？不需要受到监督？有些人认为法律里面有订立滥用权力的罚则足矣，但是被侵害基本权的公民，有时候就像性爱影片被上传到网络的女性，不管给予上传影片的渣男什么惩罚，都无法弥补对被害女性的伤害。
- 法务部打造科技设备监控中心，赴韩国取经
（首图来源：pixab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