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赖内阁官员及中国时报对“地热发电”的“深层”误导》文章中，重点放在内阁官员对成熟的地热发电技术的偏见，这些偏见导致政府对地热发电的策略规划过于保守，陷入恶性循环，导致成效远低于一般民众及公民团体的期待。实际上近年来绿能科技的进步不仅让风力及太阳能等气候能成本降低，地热能、生质能、储能系统、智慧电网等商业化科技进步越来越快，因此全球都将“能源转型”的投资放在分散式能源的基础建设，以“再生能源”取代“肮脏能源”，并改善集中式电网欠缺即时弹性调度的弱点，以地热能为例，土耳其过去 8 年发展 1,000MW 装置容量，未来每年平均成长 250MW。
▲ 图一：土耳其政府规划地热发电发展阶段与台湾发展目标的比较，本文合理估算台湾在 2025 年达到 850 MW，2020 年达到 150 MW 为目前再生能源目标。（Source：ThinkGeoEnergy; JESDER (2017); Enerij Atlasi (2017); TGE Research (2017)）
深澳电厂议题是个“放大镜”
深澳燃煤电厂争议正是检视传统能源政策的放大镜，若以新深澳燃煤电厂 2026 年运转规模 1,200MW 而言，每年需进口约 100 亿元燃料费用，加上发电厂及污染防制设施的设置成本共 1,000 亿元，25 年的生命周期将花费 3,500 亿元；然而对不需要燃料的地热发电而言，3,500 亿元相当于土耳其从 2018 至 2030 年发展 3,000MW 地热发电（ANKARA – Anadolu Agency, News Economy, April 12 2018）的民间投资。
8 年后，2026 年才运转的新深澳电厂是为了满足 2025 年 15% 的法定备载容量，其实这个 0.1% 的差距只要 85 MW；地热发电厂只需要3年就可以在许多区域完成小机组，并且在数年内同时扩建数十倍，这是土耳其及肯亚快速成长的主因，显然地热发电比燃煤电厂更适合解决能源问题，况且只要已通过环评的宜兰利泽地热电厂能在 2025 年运转 101 MW 电厂，就可以填补 0.1% 的电力缺口，不需要耗费 1,000 亿兴建燃煤电厂。
再生能源投资对土耳其的科技业及低碳产品而言，提供极大的竞争优势，地热发电虽然当作基载电力，但加上大型储能技术后，也能平衡微电网的离尖峰负载；而台湾目前的能源政策却坚持要用传统能源的逻辑去处理“能源转型”的技术挑战；应以“环境素养”（environmental literacy）建构永续可行的解决方案。
“绿色能源”的选择方式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2016 年出版一份报告《绿色能源选择》（Green Energy Choices），将 3 项与永续发展有关的参数表列出来，提供政府决策者客观选择的依据，这 3 项参数分别是环境生态影响、公卫健康影响、平均用地面积，也反映民间反对深澳电厂的主因主要为环境生态影响、公卫健康影响。由于深澳电厂正在夹在海底火山及岩浆型热液矿床之间，具有地热发电潜能，以“地热发电”（Geothermal）及“净煤发电”（IGCC）比较（图二、三、四），可知“地热发电”的环境效益分别高于“净煤发电”60 倍、140 倍、8 倍，这些客观的评估数字告诉我们，在具有地热发电条件的地区，新设电厂的最佳选择。
选举年需更用心实践“价值”
上述联合国报告突显出台湾能源决策的突兀性，看似台湾过去至今的能源政策被同一批利益团体把持，刻意忽视“能源自主”的重要。而台湾民众已走到“能源转型”的红绿灯前，经常透过国际成功案例建立各种途径帮助政府，政府更须主动利用客观的科学数据做为规划及沟通的基础。
深澳电厂事件中，千亿的能源规划及投资错误配置在倚赖进口、高排碳量的燃煤电厂，政府官员为了护航甚至发表扭曲再生能源的言论，在资讯查证极方便的网络时代，官员发表的错误资讯已加深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尤其在选举年更容易被有心人操弄为政治议题。
更有效益的替代方案不只有“地热发电”，7 年内的能源科技发展应该有更多微型电网及大型储能、更迅速交易、更多元互补、更高效低廉，因为这些都是全球正在快速普及的能源科技，例如美国的杜克能源（Duke Energy）之实例。
（首图来源：pixabay）
延伸阅读：
- 赖内阁官员及中国时报对地热发电的“深层”误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