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科技所赐,人类生活变得方便,但变革通常意味着洗牌、解构、重组,物联网、人工智能、生技医疗等尖端技术不断冲击我们的既有认知,昨天的认知在明天是否仍旧管用?面对这一趋势,每年为鼓励杰出科研人士而举办“有庠科技奖”的徐有庠先生纪念基金会,特地举办“2030 有庠创新论坛”,请来有庠科技奖的得主分享学思历程中的宝贵经验,期许不只是让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有所收获,更希望一般人也能吸取这些经验并用之面对科技衍生的挑战。
建立知识基础,突破框架效应
面临科技日新月异,除了乐观地认为未来充满无限可能,似乎更多人是满怀焦虑与无所适从。针对这些问题,在台大光电所任教的孙启光教授,同时也是第十二届有庠科技讲座(光电科技类)的得主,便以“框架”对于人类思考的正反影响,来建议研究者与一般人可以采取怎么样态度来面对。孙教授点出,多数的突破其实仍然是在框架内,就在你我的生活中,只是未曾注意到,我们要做的就是发现它。但如果是要做到跳脱框架的突破,那就非常困难了,但有一个方法可以参考,那就是破坏原理的假设(To violate the basic assumption)。
知识建立的过程其实就是在构筑框架,成为我们的基础,不过也有很多人因而被框架限制住,像是做研究的结果没有符合定律、假说,或没有依照教授的期待,就认为自己失败了。孙教授认为正好相反,研究没有符合预期,其实才正是追求真相的开端。
像他自己当初给学生的题目,就是研发世界最快光通讯元件。由于基本原理是电路元件要短于波长,而当研发不断追求体积缩小,终究会受困于电路原理的阻碍,于是他突发奇想,告诉学生不如跳脱教材上预设的基本原理,最后他们的研究成功让光通讯速度突破世界纪录。(Metal-semiconductor-metal traveling wave photodetectors,2002)所谓的基本原理是由先行者所立下的,但技术与知识会持续进步,后继者有时必须抱持新思维,跳脱既有的预设,才能闯出一片天。
那么,如果拘泥于框架的后果是什么呢?孙教授则以《Fumbling the Future: How Xerox Invented, then Ignored, the First Personal Computer》这本书的内容来说明。书中提到,其实 Xerox(全录)公司早在 1977 年就发明了全世界第一台个人电脑,该企业还成立帕罗奥图研究中心,研发出各种在后来盛行全球的电子产品,除了个人电脑外,还有激光打印机、鼠标、图形化使用者界面等等。不过由于高层对于未来的预期、财报与市场评估都过于短视,因此错失先机,这些产品都不是在 Xerox 旗下发扬光大的,而是我们如今熟知的 Apple 与 Microsoft 等科技巨头。
透过以上的例子,孙教授也以这本书的主标题“Fumbling the Future”来勉励大家。“fumble”这个词是美式足球的技术用语,指的是进攻方掉球被防守方抄截并反守为攻,具有“扭转”之意。他认为台湾往往只想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进步,这是不够的。要抱持着“fumble”的决心,如同乔布斯那样彻底扭转局势,让 Apple 取代 Xerox 建立霸业,甚至整个科技产业都要重新定义与洗牌。
孙教授最后强调四点必须抱持的态度,好迎接往后要面对的挑战。首先是具备“系统性”,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求学,建立知识体系(框架)。其次是在工作或研究上都具有“批判性思考”,但是要批判自己,而不是批判别人。
第三是保持“开放性”,也就是突破框架。但不是单纯为了跨领域而跨,是因为如今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很多问题不是单一领域就能解决的,所以当你为了寻觅真相自然就会跨出去,不然永远无法启蒙。第四,则是“从无到有的创造性(be creative not just innovative)”,下次当你做实验或研发时产生不是你要的结果,恭喜你,你的机会就来了!
巩固学术研究的决心,连带提升产业
然而,尽管个人方向清楚,我们往往还会受限于环境而停滞不前。得到第十届有庠科技讲座(奈米科技类)的台大化学系周必泰教授,则接着点出目前台湾学术研究困境,并试图找出一些可行的方案。
由于台湾与亚洲许多地区状况类似(日本除外),政府经费的核给政策、科研期刊大量产生、网络撷取资料与投稿便利性,加上汲汲营营追求世界大学研究所排名,造成论文或研究滥竽充数与抄袭问题丛生。在产业界,则因为产业结构偏向单一化、以 OEM 代工为主,只有少数企业追求技术革新,顶尖人才于是难以发挥所学。当学术界与产业界的价值与架构无法顺利串接,便产生恶性循环,薪水难以吸引更多优秀的人。
周教授以诺贝尔得奖者比例当作例子。为什么诺贝尔得奖者大多为欧美人士(亚洲则多为日本)?因为他们不追求时效、数量,而重视人才与原创性的研究,这类成果可以长久保持价值,甚至引领趋势带来改变。相较之下,台湾及多数亚洲地区的学者则大多从事改善既有问题的例行性研究,即便努力不懈,且产生大量研究成果,但也难以产生突破性的贡献。就如同爱因斯坦提出的光电效应,光子的频率一定要大于某极限频率(顶尖人才出现),才能使电子逃逸(完成原创性研究)。否则尽管光束的辐照度很强劲(努力不懈),假若频率低于极限频率(人才资质不够),则仍旧无法有高能量的光子来促使电子逃逸。
周教授指出,欧美的模式是以强大的学术研究动能来带动产业,先有少数天才在研究室研发出极为高端的技术,随后才降低门槛,投入产业之中。而在亚洲,最令人瞩目的就是韩国的模式,倾全国之力打造优秀强大的企业(如三星),引领学术研究完全为其服务,持续不断研发创新。至于在台湾,基于现实目前能够实践的,就是打造更加完善的产学合作模式,而政府应该更加努力推动适宜的法规,降低产业与学界之间的活化能(Activation energy,即一个化学反应的发生所需要克服的能量障碍)。
最后,周教授以自己 spin off 公司的经验分享给大家。好的 PM 人才胜过研发人员,要确认了产品定位与市场利基,而不是自以为有好的技术或产品就贸然投入;此外,也要有破釜沉舟的决心,例如他有一位博士后的学生,在 spin off 出去后就自愿退出博士后,只领公司的薪水,没有退路反倒更激发他带领公司向上的决心。
跨界与坚持,成为生存之道
为了让下一世代有足够能力面对未来世界的挑战,芬兰自 2016 年开始推行新课纲,建立“跨领域”以及“现象为本”的学习模式。这样的模式,是为了因应如今现实世界复杂多变的情况,诸如能源永续、都市规划等议题。必须深入问题的情境脉络,并整合不同领域及科目,才能够理解问题并找出解决方案。孙教授指出,教育为求公平而造成僵化,其实不利于学生思考,没有标准答案不代表没有思考过程;突破框架的跨领域思考,其实才是顺应世界潮流的。周教授则认为,台湾的人才在如今的环境中容易流失,他期许每个人都要更加 aggressive,才能为学术研究创造更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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