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打巨星李小龙的名言，Be water，贯穿这场香港反送中运动。群众如水一般，无所不在，来去自如。
即便历时超过百日（第一场反送中游行在 3 月底），8 月 18 日，整日滂沱大雨，仍有 170 万人上街。港人真的如水一般，双脚泡在雨水里，从维多利亚公园流向铜锣湾、流向湾仔，再往金钟方向满去。
这场运动，没有明确领导组织、无人可代表群体发言，群众更反对“大台”（香港话指领导人、组织）。即便如知名港星何韵诗、雨伞运动领导人之一的黄之锋等人，此次经常公开发言，都拒称自己是“大台”。
参与者不是听谁的一声令下来行动，而是利用新科技工具与网络平台，彼此号召、分工。“我们只有一个大台，就是（香港特首）林郑月娥，”8 月 16 日，学界反送中晚会现场，17 岁的香港少女琦琦说得义愤填膺。
但，一场参与者动辄破百万人的群众运动，没有系统性的物流、人流，甚至金流系统，却能持续数月，可能吗？
“怎么发展出可以运作的状况？这个必须要参与其中才能体会，但每个人也都只看到一部分而已，”香港议员朱凯迪坦言，身处其中的他，仍只看懂一部分。
每天 4、5 组人在台带货 百万装备，靠匿名者进香港
我们在台北水源路、环河南路一带的“五金街”，发现其中“一小部分”，开始追踪。
台北的五金街，在过去几周内，成了反送中物资供货点。当香港境内因持续抗争，口罩、护目镜、滤毒面罩开始短缺，港人转而直接或间接透过台湾朋友来此“带货”。
随意踏进太原路上一家五金店，不需开口，光用手比出面罩动作，店家就一目了然：“要防毒面具？去里面找那个小姐，她会帮你处理。”
店家们已习惯，一天内有 4、5 组香港或台湾客，来买平时只在工地使用的护具配备。有人一开口就要 5、60 套，几乎等同店家半年、一年内的进货量。“我哪来这么多货，一次才叫十几组！”一家太原路五金行老板娘摇头说。
因为需求太大，采买者甚至找上经销商大量采购。当“监工十多年的作家林立青，对工地配备熟门熟路，偶然受香港朋友之托，从一次代订 3、5 组，到如今一次购买几十万的货，意外成了台湾最大物资供给站之一。
就在 818 大游行前夕，台湾有团体与个人已搜集金额近百万元的“装备”打算送到香港前线。但林立青透露，他与朋友只负责代购，如何把物资运送到香港，又换另一群连他也不认识的“匿名者”接手。
救护站、黑警在哪全都露 加密软件让人人都变收发站
台湾五金店，不过是这整个无大台运作系统中的“冰山一角”。
走在香港游行现场，随处可看到街边转角，有人摆起“爱国五金”物资站；有人穿着黑衣、搬著瓶装水，就从大楼窜出。游行队伍里，群众总知道哪里有救护站，哪个地铁站、公车线暂不开放；甚至，他们知道何时有警察或黑警嫌疑人出没，较危险、须避开。
原来，他们手机里的加密通讯软件 Telegram 中，有各种群组推播即时讯息。还有人利用 Google Map 做出外挂的“抗争地图”，由匿名者提供所在地各种资讯；当有人发出冲突警示、物资需求等，就有人在 Telegram 上发出载运物资、送人返家的资讯，有意者自行前往集合。
Telegram 让所有匿名参与者，在无组织、领袖情况下，人人成为讯息发送与接收站，自然的形成一个服务支持网络；同时，因为匿名，参与者更放心的贡献点子与发挥创意。
例如，为了举办今年 8 月初一场晚会，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发言人张崑阳，多次与知名连登仔（注：如台湾 BBS 站批踢踢）“我要揽炒”团队联系，但他从来“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不知道对方是谁。
但他毫不在意。“说实话，我不太需要知道他是谁，不知道就不知道，这很符合我们现在香港人的感觉：没有大台，大家不知道彼此身份的时候最安全，每个人才能发挥与贡献更多。”
然而，需要高度缜密计划的“勇武派”（指防护装备齐全、抗议手段较激烈的一群），也有一个较封闭的平台。
一位抗争者曾与《商周》记者分享一个制作精良的网络界面，上头是“勇武派”组织分工：除了抗争实况地图上标志警察、自己人、安全屋位置外，还有警车车号名单、前线与后勤如何任务分工。但当行动结束隔天，记者再打开该网页，整个界面已消失无踪。
“这些地图有时在重要时刻，才会出现，”张崑阳说，“这跟 be water 一样，一下出现，一下消失。”
如果 Telegram 是抗争者即时横向联系的工具，香港的连登，则是塑造运动论述、风向与沟通的大平台。
大平台“连登”包容性强 可快速修正运动、随时补位
“连登就像是‘公海’，把所有人聚集起来，人人可表达意见；香港 18 区，可能就有 18 个公海，里面上万上千人，依照各种不同主题再去分工，各自透过 Telegram 联系，”朱凯迪解释了连登与 Telegram 的不同功能。
他分析，连登原是较激进的平台，但这次却“比过去都包容”，“声音非常多元，以至让连登产生对运动快速修正的机制”。
例如，今年 7 月 1 日群众冲入立法会，是无计划性的行动，因此当下很需要有人解释行动意义；结果几小时内，连登就出现 3 篇占领立法会的宣言，同时产生如今反送中的 5 大诉求。“确实是有一些有想法的人先起头，但从想法到落实，不是几个人可以决定的，都要在连登上看群众支持度如何。”他说。 “运动是会不断犯错的，现场的人有时候会做过头，但马上会有人透过连登‘修正、补位’，连登就好像变成一个生命体自己发展，”朱凯迪认为，连登也有“性格”，如可能基本上较重视港人与国际讯息，忽略中国-的宣传论述等。
又如，在历经 8 月 13 日抗议者揍殴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记者的意外事件、中共官媒不断释放武警驻扎深圳恐吓影片后，连登讨论串也呼吁 818 游行走“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路线，让当天行动平和落幕，未爆发激烈镇压与流血冲突。
“没大台，起码在初期让中共很难掌握它（反送中运动），看不懂，只能说这是有外国势力在操控啊！”朱凯迪说，广东话有句俗谚“盲拳打死老师傅”，就是这种出其不意，让《送中条例》被挡下来。
中国与香港-看不清也不懂如何应对这种新抗争模式，部分港警甚至贬抑穿黑衣的抗争者，如昆虫一般，是杀不死的“曱甴（蟑螂）”。
“我们是杀不死的蟑螂！” 抗争者不受支配、集体分工
但其实，我们确实可从生物学角度来看懂这场运动如何运作：抗争者就像是一群蚂蚁或蜂群；运动 5 大诉求，则扮演蚁后或蜂王的角色，驱使蚁、蜂们持续追寻、动作。
蚂蚁或蜜蜂，被生物学家称为“社会性昆虫”，具有“真社会性（ Eusociality）”。此概念由美国生物学家巴特拉（Suzanne Batra）提出，用以描述蜜蜂筑巢时互相合作、劳动分工犹如人类社会，甚至会保护弱小一代；蜜蜂们因为“想要达成某些事”，如采蜜、换巢，能在看似无人指挥情况下，做出协调一致的行动，形成一种无大台的集体支配。
如果把抗争者看作蜂群、蚁群，Telegram 就像是昆虫的费洛蒙和天线，借此串联沟通；虽然没大台，但大家却为了达成共同目标而采取一致行动、集体分工，甚至抵御天敌如警察，即便被“杀虫剂”如催泪弹喷杀，巢穴仍会持续孵化、持续繁衍。
在香港抗争现场，你经常会听见“揽炒”一词。
“就是抱着一起死，玉石俱焚的意思，”17 岁少女琦琦，在充满“我要揽炒”口号声的现场，对《商周》记者说，“当蟑螂也好，我们就是杀不死的蟑螂啊”。
这场动辄可集结逾百万港人的长期抗争，已在国际公民社会上，重重留下一笔。它是数位年代群众行动“O2O”（线上线下串联）一场最丰富的展演，但，别忘了能够驱动群众的，必是人性永恒的渴望，一如香港人这次搏的：民主自由。
（作者：管婺媛；本文由《商业周刊》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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