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梅克尔之后当德国总理，就像是在史恩‧康纳莱之后扮演 007”，《经济学人》比喻。9 月 26 日德国大选，将带来两个确定结果：一是已经执政 16 年的总理梅克尔将下台，二是不论谁成为接班人，都要面对德国经济 3 大挑战。
近来欧元兑美元汇价在9个月低点徘徊，《华尔街日报》解读这是市场押注欧元区复苏比美国慢。身为欧元区最大经济体的德国难辞其咎：今年第2季德国经济成长率1.6％，低于市场预期，“德国的经济反弹正面临风险”，彭博新闻网说。
德国经济反弹不力，源自制造业面临疫情及原料短缺。欧洲最大车厂福斯（VW），今年7月全球汽车交货量下降19%，是今年以来首次单月下降。位于慕尼黑的Ifo研究所指出，8月德国商业信心指数下降幅度超过经济学家预测。该所所长富斯特 （Clemens Fuest） 说，“情势实际上是在恶化”。
机械设备出口首输中国 亟需转型，维持独一无二
但原料短缺只是短期问题，长期来说，德国经济更有三大结构性挑战。
据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VDMA）今年7月报告，2020年中国机械设备出口金额为1,650亿欧元，全球市占率约15.8%，德国则是约15.5%，这是中国在该领域首次超越德国。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甚至预测，2021年机械设备出口，中国将拉大领先优势至逾400亿欧元。
8月德国《明镜》周刊引述该署的研究：“中国竞争者正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超越德国出口商。”据德国经济研究所（IW）数据，欧盟从中国进口的各种工业产品占比，从2000年的50.7%上升到2019年的68.2%。“在机械设备制造领域，德国可能已经失去与中国竞争的能力”，《明镜》说。
《经济学人》分析，中国制造的一大优势，就是工业部门种类齐全，产品从低阶跨越到中高阶。相形之下，德国不少企业专注利基市场，专业分工的结果，就是缺乏像中国那样横跨各领域的完整产业链。这次疫情导致原物料短缺，对高度专业化的德企冲击不小。彭博新闻网也点出，“一旦德国企业平常依赖的供应链断绝，就很难迅速找到替代品”。
虽然中国制造急起直追，但隐形冠军之父西蒙（Hermann Simon） 在接受《商周》访问时认为：中国人口数是德国17倍，而德国隐形冠军企业有6成在中国设厂生产，“中国制造的绝对金额超越德国，是不可避免的”。
但西蒙也同意，在中国崛起下，德国制造仍必须转型，而“独一无二”是未来生存之道。
“如果丰田今天不卖汽车了，世界也不会怎样”，西蒙告诉《商周》，没有丰田，人们还有日产、福斯汽车可以买。但如果德国隐形冠军企业的激光机器停产──这些机器在全球许多工厂中使用，“世界制造业的很大一部分将崩溃”，因此德国制造要维持优势，必须持续保有这个不可替代性。
除此之外，德国制造另一出路，就是品牌价值。今年3月《金融时报》报导，保时捷首席执行官奥博穆（Oliver Blume）表示，不考虑在中国建厂生产汽车，理由是德国制造才能够维持保时捷品牌的溢价能力。为了德国制造的声望，即使付出更高劳动力成本也在所不惜。
放眼其他产业，“独特”与“品牌”皆是先行者面临中国竞争的法门。例如智能手机的先驱是苹果、三星，当面临中国平价手机小米等崛起，这些先行者也要转型，不是主打中国无法取代，就是强调品牌价值。德国制造亦然。
排斥上市削弱竞争力 隐形冠军落难且数位落伍
德国“隐形冠军”虽有不可取代性，但现实是它们的市场价值却不高：身为全球第4大经济体，在世界前百大市值公司里，前70名竟没有任何一家德国公司。甚至连独角兽──市场估值10亿美元以上的新创企业，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总数也远低于中、美。
一些分析认为这是德国工匠精神的优点：专注技术，拒绝股市的金钱游戏。但轻视市场估值的结果，长期仍会影响德国企业的竞争力。
西蒙指出，问题之一是收购。“2014年至2020年，中国收购了300家德国公司，其中不乏隐形冠军。”这些中国企业利用股市筹资， 然后以银弹收购有技术的德国企业。这可改编15世纪哲学家马基维利（Nicolas Machiavel）的名言：“技术未必带来黄金，黄金却总能带来技术。”
二是研发。德企不重股市，意味着只能用自己赚的钱来投入研发，不像中、美那些上市企业，可以运用投资人的钱。彭博新闻网引述统计：按规模调整后，中国隐形冠军在研发方面雇用的人数是德国同行的3倍左右。“德国隐形冠军必须反思他们排斥上市的心态”，西蒙在《商周》采访时说。
更深层问题是，德企市场估值偏低，反映了它们并未跟上时代潮流。
以汽车来说，它是德国最重要出口品，但这些汽车绝大部分建立在内燃机上。未来禁止销售内燃机汽车的国家越来越多：挪威计划于2025年逐步淘汰，英国是2030年，欧盟27个成员国则是2035年。英国《连线》（Wired UK）今年7月形容，像德国这样的汽车制造中心，“恐怕将沦为下一个底特律”。
为应对这股趋势，德国福斯砸下数百亿美元向电动车转型。但并不是每家企业都有福斯汽车这样的财力。欧洲汽车工业的支柱由大约1万家中小型零件供应商组成──其中仅德国就有1,200家。在电动车潮流下，这些德企的产品恐将过时，即使隐形冠军也不例外。
例如赛泽（Selzer） ，这间家族企业坐落在德国西部山区丘陵地带，距离法兰克福有90分钟车程，最近一百年来一直生产电机、变速箱零件。汽车市场转向电动化，对它的业务造成严重打击。自2018年以来，赛泽超过一半员工被解雇；2020年，停止所有学徒制。工程师勃兰登堡（Sybille Brandenburger） 16岁就在该公司工作，至今已经41年，她对英国《连线》表示，“我们都害怕有一天早上我们上班时，大门就关上了”。
此外，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德国却是落后者。最近一份欧盟报告中，评比对公民提供线上服务的程度，德国在欧盟27个成员国加英国排名第21。“学校电脑老旧，卫生机关依赖传真机，城镇公所很少或根本不提供线上服务──这就是2021年德国的现实。”《德国之声》描述。《华尔街日报》引述安永德国（Ernst & Young Germany）前首席执行官巴斯（Hubert Barth）的话：一些德国蓝筹股公司在向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困难重重”。
有些德国企业试图追上数字化，例如运动品牌龙头阿廸达斯（Adidas）在德国打造智慧制造，一度被视为“工业4.0”的典范。不过阿廸达斯在2016、2017年分别在德、美兴建的两座智慧工厂（Speedfactory），2019年已宣布关闭，将业务移往人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中、越。
经济学上有所谓“路径依赖”──后人在前人累积的基础上持续开发，依赖成习后反而带来创新的障碍。像赛泽这样的德国隐形冠军，从产品、技术到员工等一切“上层建筑”，都是建立在像内燃机这种传统制造基础上。但当内燃机失宠，这些高度专业化的企业难以转换跑道，也要面临被淘汰的风险。
再生能源占比萎缩 官僚主义与民粹阻能源转型
德国原本希望到2022年完全淘汰核电，2038年完全淘汰燃煤电厂。不过，据德国联邦统计局（Destatis）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煤炭占该国发电27%，跃居最大发电来源。而原本是最大电力来源的风电，占比大幅下降，创下自2018年以来最低水准。整个再生能源占发电占比也从逾半萎缩至44%。
“最新数据显示德国能源转型面临挑战”，《德国之声》说。德国“弃核煤，保再生”原是为环保，但讽刺的是如今能源转型受阻，也是因为环保。
据《欧陆新闻》（Euronews）今年9月报导，“官僚主义和愤怒的当地人正在阻挡能源转型”，例如巴伐利亚引入了1○-H规则，即新的风力涡轮机必须安装在距离最近的住房至少十倍高度的位置。这导致过去两年没有任何一个风力发电案在当地获得许可。
在德国瓦戈斯豪森（Wargolshausen），一场对决甚至持续10年。因为附近农民提出法律诉讼，投资者被迫拆掉新的风力涡轮机基座，改用旧机型取代。“我们在这个项目上浪费了600万欧元。不能再这样搞下去了， ”投资者鲁斯（Jürgen Rüth）抱怨道。
同时，能源转型还涉及德国的高电价。德国一般家庭支付的电价是全欧盟最高，一般家庭每度电价（包含税）在去年下半年跃升至0.3欧元，创历史新高。自2000年以来，德国家庭电费已翻一倍：20年前3人家庭平均每月支付电费41欧元，如今是93欧元。
《明镜》周刊指出电价高涨的3个原因：首先，发电厂必须为二氧化碳排放支付越来越高的费用。根据欧盟最新法规，能源生产商每排放一吨二氧化碳的成本为54欧元。
其次，再生能源表现不如预期。今年以来德国风力不足、天空阴沉，再生能源仅产生87太瓦时（TWh）的电力，而去年同期为103太瓦时。供给跟不上需求，电价自然上涨。
最后，近来欧洲天然气供气量已降至历史低点，天然气价格大涨导致发电成本大增。一些舆论认为这是俄罗斯国有天然气公司Gazprom减少天然气供应，向德国施压，以要求完成备受争议的“北溪二号”（Nord Stream 2）管道。这也凸显德国能源依赖外国的现实。
长期而言，德国电力供不应求的现象恐难消失。今年3月路透引述德国审计署报告称，2022年至2025年，德国电网可能会出现4.5吉瓦 （GW） 的缺口，相当于十个大型煤电厂。该报告称，德国经济部推动能源转型“太过乐观，其目标在一定程度上令人难以置信。”
虽然如此，不是所有德国企业都承担高电价的后果。企业使用电量越大，平均电价越低。因此，一方面是用电量大的德国能源密集型产业却享有低电价，被欧洲邻国指控为不公平电价补贴。另一方面，德国中小企业因用电量少，支付电价高。由1万家德国中小企业组成的“公平能源转型”组织，发言人纽曼（Ingeborg Neumann）对德国《商报》表示，高电价是“我们竞争力的杀手。”
能源转型20年，德国面临电力供不应求、电价制度与节能矛盾的难题。目前德国主要政党都支持能源转型，但正如《欧陆新闻》说，“德国迫切需要一个更新的、合理的法律架构，来使能源转型发挥作用。”看来，能源转型及其牵动的产业转型问题，恐怕是下一任德国总理的最大挑战。
（作者：杨少强；本文由《商业周刊》授权转载；首图来源：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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