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董事长林百里曾形容自己是“三广总督”，下辖 3 家广字辈公司。如今，除了广达还安好，广辉 14 年前被友达合并，而曾是光驱股王，早年股价、获利能力一度逼近联发科的广明，却因一场美国官司，整间公司可能就此赔光。
“我们小国家，这是我们的困境”，广明总经理何世池说。他在 6 月 7 日，美国法院二审判决败诉后的重大讯息记者会喊冤，表示将会用尽一切法律手段，甚至考虑上诉美国最高法院。
“他们当初有点太轻忽，应该把这个案子最坏的结果，以及自己能不能承担结果都纳入风险评估，而不是一味打下去。”一位代工厂业者向《商周》直言。
广明资产不够付罚款 更冲击广达工业 4.0 布局
究竟，是台湾企业对外国法律太轻忽，还是美国法院对小国企业太霸道？
7 年前，惠普（HP）控告 Sony、日立、三星等日韩大厂及唯一的台厂广明，主张被告联合抬高光驱售价，依据美国反托拉斯（Anti-Trust）法律，求取民事损害赔偿。当其他被告纷纷与惠普和解后，力抗到底的广明，一、二审却连续败诉，被判支付近 4 亿 4 千万美元（约新台币 130 亿元）赔款。若最终判决确定，惠普将可能跨海来台扣押广明的资产。
这个天价赔款，不仅广明几乎负担不起，更可能影响母公司广达的后续布局。
根据广明第一季财报，资产总额近 122 亿，也就是说，就算把整间公司的设备、专利统统卖掉，都还不够支付赔款。
对广达集团而言，首先，广达持有广明约三成股权，未来广明若采取一次性资产减损，广达依持股比率，得认列 39 亿元上下损失。
至于布局面，情况更为复杂。
原本是笔电光驱制造商的广明，在超薄笔电兴起后，光驱需求大减，过去几年在林百里的策画下，先是转向固态硬盘的储存装置领域，接着结束光驱业务，2015 年更成立子公司“达明机器人”，是广达集团瞄准工业 4.0 商机，与鸿海集团“工业富联”互别苗头的一颗活棋。
如今，广明面临整间公司恐遭惠普取走的危机，而林百里孵了 5 年的机器人梦，可能就此戛然而止。
一名本土券商分析师指出广明在集团的战略意义，短期，目前广明聚焦固态硬盘（SSD）的储存事业，是广达组装事业的上游供应商；中长期，达明机器人攸关广达的制造能力升级、新产业的布局，“接下来，就看大股东（广达）要不要拿钱出来救了”。
这场官司，广明为何会一败涂地？
自认代工厂无订价权 专家：重点是有无联合行为
美国从 19 世纪末发展迄今的反托拉斯法，是为了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禁止企业间透过串谋、联合行为，控制市场价格；同时，也防止一家企业透过不断水平整合，成为某产业的巨无霸，进而拥有价格决定权。
台湾企业在美国遭遇的反托拉斯法案，最为人知晓的，莫过于 2006 年美国司法部针对 8 家台日韩面板厂调查。当时，除了三星转当污点证人的插曲，还有华映、奇美电先后认罪、总经理赴美服刑。而坚持不认罪、奋战到官司最后一刻的友达，首席执行官陈炫彬、执行副总熊晖最终在美历经长达 6 年的牢狱之灾。
就在友达官司落败底定的 2013 年，广明被惠普控告本案。如同当年的友达，广明在其他被告都与惠普和解后，坚持对簿公堂。
面板业的惨痛前例，历历在目，广明为什么始终“硬颈”，不愿向惠普低头？
何世池在记者会重申两个主张：一，美国司法部先前的刑事调查，已认定广明没有违法，因此不信民事诉讼会输。二，广明是被告中唯一的代工厂，没有直接销售给惠普，也不可能参与联合订价。
然而，“民事跟刑事是不一样的世界”，政大法律系教授王立达分析，不论美国还是台湾，刑事对证据的要求度都高于民事，尤其美国的民事诉讼，“我只要证明你做这个事情的可能性，比没有做这个事情的可能性要大，就可以了。”
至于代工厂身份，是否就能免除责任？寰瀛法律事务所律师黄国铭直言，美国法院处理反托拉斯案件时，重点是联合行为本身，法院并不会特别考量业者间是直接或间接的商业关系，“法院也可能会把品牌厂、代工厂视为一体”，就像先前高通的知识产权案件，就是品牌厂与代工厂同时被告。
一位电子五哥的主管向《商周》表示，业界常觉得反托拉斯只有品牌会遇到，但随着台湾代工业在如笔电、服务器等领域，都取得全球逾八成代工订单，产业寡占地位显著，“基本上你就不是一般代工厂，而是一个‘工业品牌’，这时你面对的法律风险就会跟以前不同。”
7 年前曾协助广明向国贸局求援的台北市电脑公会法务长黄益丰，也提出类似看法。他说，无论品牌还是代工，当企业在国际有一定领导地位，且做到欧美市场生意，必定要注意反托拉斯法，尤其美国不少企业，把该法当成一种商业竞争工具，“这种事情（指台湾业者被告），未来一定还会再发生。”
一封邮件变铁证？ 没发言，也可能被当共谋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一审判决书提及，广明被查出与其他被告使用电子邮件，讨论惠普光驱标案的得标意愿，“如果有这样的证据资料，广明的态度就不能放这么高”，王立达说。
对此，广明发言人李志仁表示，“那跟我们没关系，我们是代工厂，那是他们在议价，不是我们在议价。”但为何广明会在信件群里呢？“因为他们都会把那些信件转给代工厂”，他说。
“邮件 CC（副本寄送）当然会有事！”王立达解释，法院的认知里，厂商密谋联合订价是非常机密的事，“为何不 CC 别人而是你？”联合行为只要参与其中，甚至不必发言、不必赞成，就很可能认定是共谋，这种瓜田李下的证据揭露，“再委屈也没用”。
创拓国际法律事务所律师杨芝青也提醒，如果在反托拉斯案件，要采取一路抵抗的策略，就必须反复调查、检视经理人过去的商业行为是否可能触法，尤其当其他被告陆续和解，原告得到的证据也会不断增加，“你必须要百分之百确定自己没瑕疵，才能坚持不跟对方和解”。
一连串误判，让广明最后被判赔天价。这笔金额如何计算出来的，是把惠普受 7 家被告联合订价所生的损害总额，乘上美国反托拉斯法的“三倍处罚”规定后，再扣掉 6 家业者的和解金。等于 7 家的错，几乎要由广明一家承担。
广明为了这场诉讼，委托 11 名美国律师出庭，何世池在记者会不无后悔：“若当初和解，（和解）金额确实比现在所花的律师费都少。”
假如最后广明上诉最高法院失败，惠普将能拿着美国的判决，到台湾、中国的民事法院，请求扣押广明的资产。受访的法律专家都认为，台湾法院很可能会接受美国判决，但是否完全按照美国的高价赔款执行，“是有打折的空间”，王立达说。
我们要以小国悲哀来看待此事吗？同案被告的日韩企业，并未出现这样的情绪。更有建设性的做法，是确实理解外国市场的法律及诉讼习惯，尤其要体认竞争法的核心在于经济效果，相信企业竞争越激烈，对消费者越好，重视“经济秩序”大于“个案正义”。忽视这个原理，只坚持自己没做错、罚太重，恐怕无济于事。
这或许是台湾企业十多年来，多次面临欧美竞争法的追讨下，最该调适的心态。
（作者：侯良儒；本文由《商业周刊》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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