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专门操作网红影片的讨论现场。谈起这次选举的政治明星，这群网络节目制作人、网红经纪人，开始七嘴八舌。
“我们不是谁来都接！” 韩、柯影片操盘人聚会，大谈谁好拍
“我们不是谁来都接！”这次替多位市长候选人操盘网络影片的制作人林仕鹏，与艺人沈玉琳合作一则韩国瑜戴上假卷发的网络影音，一周内创下 100 万点击率。暴红后，多位议员候选人找上门。
“一个平常没在做（网络）的政治人物，突然要做，就是会让人觉得很奇怪！”“跟我们挑网红一样，网络是看个人 style（风格）的，你没有，拍了也没用！”旗下有上百位网红的坚持梦想文创首席执行官林郁杰表示。
因为在台北市长辩论会高歌，并倡导“蜂蜜柠檬”养生论的候选人吴萼洋，是他们眼里最有趣、最想拍的候选人，“他完全是电商路线的咖”。
那传统政治人物如吴敦义呢？“不、不、不、不，”林郁杰举起双手比“叉”，补了一枪：“我们对老人没兴趣。”
选择政治人物，跟挑网红一样，有趣是标准？“现在年轻人就是这样的走向，如果是我，当然选个好笑的市长，”他们说。
11 月 24 日，九合一大选落幕，民进党重演了 2014 年国民党“输到只剩总统府”的戏码。蓝营的关键功臣，是掀起“韩流”的高雄市长当选人韩国瑜。
线上线下导流成功 韩国瑜 2 个月，从边缘人变黑马市长
新零售时代的最强商业通路，是网红，而韩国瑜，是成功复制电商网红“O2O”（从线上到线下）模式、将网络声量“变现”为选票的政坛新霸主。
所谓 O2O，是指借着网络平台，将客流从线上牵引到线下实体通路消费，以推动销售与提升品牌﹔从选举角度看，政治网红也企图寻着相同模式走。
选前半年，提起韩国瑜，蓝绿几乎无人相信，这个国民党的冷板凳球员，能大胜对手陈其迈 15 万票，一举攻下民进党执政超过 20 年的滩头堡。
但，不过短短两个多月，因为一则只差对手 1 个百分点的争议民调带来新闻爆点，让网友翻出他过去与台北市议员王世坚斗嘴鼓的影片，紧接着，他善用网络推出各种有趣内容，线上直播观看人数，动辄上万起跳，瞬间成为网络声量第一的政治咖。连柯文哲、总统蔡英文先后在 2014 年、2016 年胜选，声势最盛之际，网络搜寻热度都不及他的一半，跌破民调专家、公关老手、政坛人士的眼镜。
在韩国瑜之前，柯文哲是席卷台湾网络世界的政治人物，即便柯执政台北市 4 年、新鲜感流失，但这次选前他的“一日幕僚”影片，上线 3 日，就累计破 300 万次点阅率，迄今点阅人次破千万。
在国际，美国总统川普、菲律宾总统杜特蒂、巴西新任总统波索纳洛，也都已借着直白语言、独特人格特色，先在网络暴红、大量“圈粉”，再成功进军政坛。
这次地方大选，网红呱吉（本名：邱威杰）第一次参选台北市议员就成功；屏东县第一高票当选的议员蒋月惠，则因网络直播她街头问政和小提琴表演、咬警事件，得到全国瞩目。
打造政治网红 四眉角没掌握，当心被失控粉丝反噬
“商业网红的变现模式已经出现在政治人物身上。网红靠募资、周边商品变现；政治人物也一样，只是‘周边’应用范围广，延伸在造势晚会人数、募资、选票上。”网红经纪公司、超人气娱乐创办人黄冠融说。
政治人物若想如法炮制、成功 O2O，得先看懂当中的“眉角”。
首先是“蜂拥现象”。
“网络的特点，不是效忠，粉丝不代表支持者，而是对于新鲜有趣事物的群聚者，所谓的‘网络义勇军’，其实是‘蜂拥现象’，”战国策传播集团董事长吴春城说。
他口中的“蜂”，如“柯粉”、“韩粉”，蜂拥而上后，就成为政治网红的护体“金钟罩”。当外界、敌营发出质疑与攻讦时，例如柯 P 对女性失言、韩国瑜“创造 1 千个工作机会，我可以亲你一下”等言论，粉丝都会热情捍卫，包括去对立阵营留言反击。
但，当更新鲜、更香的花朵出现，这群蜜蜂又会转向。如柯文哲在选战后期，网络声量、媒体曝光度被韩国瑜“盖台”后，在妇联会等议题发言左支右绌、得罪蓝绿、两边讨不了好的情况就愈趋明显。
“原本柯文哲是台湾最大尾，在蓝绿夹缝中游刃有余，无人去深究他的矛盾性；但 10 月韩国瑜出现了，蜂拥转向，他的金钟罩就出现破洞了，”吴春城分析。
然而，蜂拥可以是金钟罩，但也常会失控，成了候选人的负担，这是第 2 个特点。
例如，不少公众人物因公开替某些候选人站台，成了被对手粉丝群霸凌的对象。像是台语歌后詹雅雯，因在陈其迈造势大会上唱歌，招来大批支持韩的网友围攻，平均每 1 分钟涌入 10 则以上谩骂留言，逼得詹雅雯声泪俱下，最后韩国瑜还得出面致歉、与不理性的网友切割。
还有韩粉发出“吴敦义任高雄市长时代，爱河的水可以喝”等假讯息，因为太明显违背事实，遭到其他网友嘲笑非理性韩粉为“喜韩儿”。
大量键盘粉丝被召唤出来后，缺乏组织、纪律，加上网络快速传递的特性，让候选人团队难以控制，只能在出现反效果后，进行危机处理。
网红新政治现象的第 3 个特点，是“去脉络化”：相逢不必曾相识，你的过去与我无关。
4 年前，柯文哲是政治素人，有新鲜感，打着白色力量，有人买账；但，曾任 3 届立委的韩国瑜却非素人，仍有人称他非蓝非绿，原因何在？
因为，“网络原住民”或年轻世代对韩国瑜的过去没有记忆，对他的认知，都从网络开始。
它让百年老党出身的旧政治人物，也有机会摇身一变，成为政坛新品牌。
第 4 个特点，网络社群操作犹如滚雪球，不断更新内容，就可以吸引更多人。
电商网红强调的是转换率（Conversion Rate，网络流量带来的订单数），网红因个人特质与内容吸引特定群众，让广告投放更分众且精准，冲出高转换率，这是新零售时代，网红之所以能成为最强通路的原因之一。
只要不断生产新素材、内容，让网友可转、可分享、可讨论，就能让曝光度越滚越大，效果千百倍于口耳相传、传统媒体模式。
“你的行为、兴趣会被网络社群的‘大脑’给记住，所以你一开手机，网络社群就会不断吐相同的讯息给你，手机一开，满满的韩国瑜，你挡也挡不住！”黄冠融表示。
这股风潮最大成因： 对蓝绿失望，选民挺非典型政治人物
韩国瑜的网红模式是：网络声量起家，传统媒体跟风报导，再借着实体造势活动，阶段性“变现”实体群众，重复转换到网络声量、媒体曝光，持续循环。甚至，韩流旋风让蓝营士气高升，催出了其他县市的蓝色选民投票率，雪球滚出原子弹般的效果。
“这就是 earned media（赢得媒体，意即口碑行销）转换成 paid media（付费广告）的效果，你下广告宣传要付钱的，但你靠网络就不用，还可以把声量转换到需要付费的媒体上（指新闻报导），”政大选举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俞振华说，“当这样的循环形成后，候选人就有机会将网络空战落实到陆战上”。
政治网红的 O2O 模式，成功条件除了基本的“商品力”──候选人需具备个人魅力，或至少具可塑性，另外就是市场大环境。台湾人厌恶蓝、绿恶斗，“两大政党已无法追赶上人民企求改变的心理状态，”一位资深绿营幕僚分析，这股求变的社会力量越来越大，没有政党能够承接，变成柯文哲、韩国瑜等非典型政治人物，填补市场需求的空白。
2014 年的柯文哲，主打公民力量、白色觉醒，承接了台湾社会从太阳花运动累积的动能；今年，主打“赚大钱”、不要“蓝绿”，还敢炮打国民党中央的韩国瑜，则承接了民众对经济不振的不满。
于是，蓝、绿的基本盘慢慢缩水，台湾现在最大的“盘”，叫做键盘。
新形态中间选民 不谈蓝绿，看空污、同婚等议题立场
键盘族的面貌，是立场流动快速、讯息传散快速、社群集结敏捷。一位资深民进党选战老手就分析，所谓的“中间选民”，已不是蓝绿之外的“中间”，而是因不同议题立场而改变政党认同度的选民。例如，空污、同志婚姻权、亲中反中议题，都可能各自分到一些原本的蓝绿支持者。
这种个案式的集结，也反映在公投。在反同婚的护家盟强力动员下，保守主义倾向的选民被“催”出来投票，间接让国民党候选人受惠（因大法官在蔡英文执政下通过婚姻平权解释案，反同人士把帐算她头上），是另一种成功的 O2O。
但，在网络的世界里，只有 0 与 1，中庸、温吞不容易受到青睐，新奇、耸动、有趣甚至激化的语言，更能吸引网友目光。因此，诸如“打造爱情摩天轮”、“蜂蜜柠檬”等政见，成了选民对候选人的强烈记忆点。
有了娱乐性高的内容，外加网络行销技术加持，候选人想“造势”，一点也不难。
“你想要‘倒赞’或‘点赞’都可以，圈内行情价，1 千个赞大概新台币 800 元；客制化留言 5 则 100 元；累积频道订阅人数 1 千人，大约在 2 千元。很多公司都在做这些事啦……这些绝对是可以买的，你只要花钱就可以了。”林郁杰侃侃而谈。在网页上搜寻一轮，你会发现，“买流量”、“洗点击率”早已不是秘密。
当网红现象成为新政治显学，网络成为最大政治宣传工具，而网络声量是可操作时，对民主政治会有何影响？
“这绝对是好事（指网络成为政治平台），大家不用再去盲目挺一个人，”黄冠融认为，网络讲求“真”，所有事情都会被起底、检验。
“网络只是用娱乐把政治人物素人化，”林郁杰认为，这会让政治更贴近民众，“太严肃的语言，大家听不懂，娱乐是让更多人可以接受政治的管道之一。”
面对政治娱乐化 看事多“犹豫”才是民主之福
网络确实可降低无资源者参政的门槛，同时，网友能够即时检验候选人所言真伪，形成一股自然的制衡力。但，政治娱乐化仍有其负面效应。
娱乐至死，是美国社会媒体理论学者波兹曼（Neil Postman）在 1980 年代，研究美国电视乱象提出的观点。他认为，在资讯发达的时代，政治人物诉求的不是有逻辑的政见，而是个人魅力；没人想看长篇大论，简化的语言、标语、短句更勾动人心。这将改变人类的思考方法：接触的资讯多了，但无用的比率更高，人们做决定很容易，但也更轻率。
30 年后的今日，有一样的忧心。
“网络特质就是情绪、非理性的，网络上所串联的，大多是浅薄的，因为太深入的东西无法被讨论、追随，”长期从事政治公关的吴春城认为，蜂拥现象就让公共政策无法被好好讨论，“但政治是种复杂的价值，真有办法（靠网络）汇集出明智的共识吗？”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叶高华也指出，过去大家对网络乐观期待，认为可像“阿拉伯之春”，利用网络社群促成民主转型，“但，现在反而反过来，可能是一些极权体制，组织性的利用网络资讯战，来腐蚀与影响民主社会的根基。”
对此，我们绝不希望政府以管制方式箝制言论自由。波兹曼在 30 年前提出的建议是：唯有深入、正确体察资讯结构和效应，才能掌握某种方法来应对任何媒体。而这需要教育。
“政治讯息被商业化炒作，是非常难避免的，”俞振华有相同想法，“这跟打击假新闻是一样的，唯有透过公民教育，强化民众面对资讯时的‘犹豫’，思考真伪，才可能减缓网络带来的负面影响。”
当政治网红化、娱乐化时，我们不能只做蜂拥而上的盲目工蜂，必须为自己建立资讯筛检能力，才能让台湾的政治，成熟的往民主深化的路上前行。
（作者：管婺媛；本文由《商业周刊》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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