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是对抗极权的利器，还是-监控之眼？20 世纪末，互联网甫萌芽，彼时正是自由无垠的代名词。但不过十数年，独裁政体导入新技术，建置网络审查系统与防火墙，夺回资讯掌控权，甚至发动跨国资讯战。当台湾成为境外假讯息的投放目标，又该怎么面对资讯攻击？“研之有物”专访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林宗弘研究员，他与厦门大学政治学系张钧智副教授合作，运用 153 国资料，分析国家网络审查与公民社会能量的互动关系。
自由的网络世界，让我们集结革命
跨入千禧年时，传言中国将着手建置防火长城，全面管制网络资讯流通，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Bill Cliton）嘴角浅浅上扬微笑说，“祝他们好运。那就像把果冻钉在墙上。”
约 10 年过后，透过社群平台迅速串连，从网络点燃的燎原怒火，果真在 2010 年底掀起北非、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革命浪潮！一时之间，网络俨然成为组织动员的新兴反抗支点，借由虚拟世界的合纵连横，便得以撑起更好未来的想像，打造属于人民的明天。
“从阿拉伯之春、占领华尔街到太阳花运动，那时候主流的观点是，互联网有助年轻人集结抗争，或获得社会资本。”中研院社会所研究员林宗弘说。
▲ 2010 年底突尼斯爆发茉莉花革命，甫崛起的移动网络与社群媒体成为助力，民众透过手机迅速串连，分享图片资讯，掀起北非与中东地区一连串民主抗争运动，多国独裁政权垮台，称为“阿拉伯之春”。（Source：VOA Photo/L. Bryant,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数位乌托邦”梦起梦醒：技术决定论 vs. 独裁进化论
阿拉伯之春的浪潮下，“数位乌托邦主义”（Cyber-Utopianism）蔚为风行，人们相信随着数位科技愈成熟、使用人口愈多，公民社会就能拥有愈大力量。
乌托邦论者立基于技术决定论，乐观地相信互联网的崛起，得以打破威权政体的资讯高墙，松动原先-一手掌控的单向讯息来源。人民不再只能被动接受资讯喂养，得以透过网络自由共享资讯、迅速串连，召唤集体行动。对公民社会，网络无疑是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赋权工具。
然而，当革命时刻的激昂褪去后，威权国家却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原先瑰丽的网络乌托邦想像反倒转眼成空。
短短几年，威权国家管控、压制、操弄资讯的技术全面进化，乃至于发展出一整套资讯政治经济学战略。换言之，如今果冻不只牢牢钉在墙上，甚至连呈现的大小、形状和样态，也几乎被资讯独裁国家玩弄于股掌之间。
由此，另一套对立论述应运而生：面对新科技突破，独裁国家重新进化，运用新工具反制互联网的自由冲击，透过高度网络审查监控，再次压制公民社会的力量。
网络再翻转，成为威权政体的巩固工具
原先普遍乐观的乌托邦期待，究竟是如何走向宛如老大哥梦魇的非预期结果？
林宗弘指出，2010 年前后为关键分水岭。之前网络崛起确实带来强烈冲击，因此多数威权国家网络覆盖率远低于民主国家，即是因政体感受到数位科技的威胁，从源头限制人民使用。
但是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几年，威权国家的网络覆盖率却迅速攀升，不仅超过全球平均值，最后更超过民主国家。
林宗弘研究发现，这项飞跃性成长并非偶然，而是当权者有意为之的反制性操作。
过去-反制是限制人民上网、抑制网络扩散，但约 2012 年后，威权度较高的国家如中国、伊朗、埃及、土耳其、俄罗斯，以及近年泰国和马来西亚，陆续建置网络审查系统（internet censorship），形塑强大的维稳防火墙，遮蔽并扭曲讯息。换言之，国家重新夺回资讯掌控权。即便网络更普及，但实则套上重重枷锁，甚至转成国家打压监控的有力工具。
例如，埃及 2011 年示威运动期间，曾采取全国断网手段，防止示威者串联。但之后-大量投注科技资源以监控网络，限网、断网就不再是-采取的手段。
▲ 全球 153 国网络、手机覆盖率趋势。2010 年前威权政体网络、手机比例还远低于民主国家，之后迅速增加，分别在 2013、2010 年超过民主国家。
林宗弘指出，国家如何介入且建构一整套资讯政治体制，过往研究始终较贫瘠。虽然有宣传学、传播理论可援引，但缺少系统性资讯政治经济学理论。 2019 年，Sergei Guriev 和 Daniel Treisman 两位政治经济学者才提出“资讯独裁论”。他们研究发现，威权国家资讯审查、政治宣传投资愈大，政权存活率愈高，愈不容易被推翻，也会减少流血暴力镇压概率。这便构成简洁理论架构，明确解释威权国家加强资讯审查操弄的动机。
国家网络审查：压制公民社会的黑手
不过林宗弘认为，现有研究多半集中在资讯审查如何影响政治转型，聚焦于宏观的变迁过程，却忽略了中介影响机制，例如对公民社会的活跃性打压。因此林宗弘与厦门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张钧智合作，援引瑞典哥德堡大学 V-Dem 数据库（Varieties of Democracy）的大型跨国调查，取得全球 153 个国家的资料（1995-2018 年），探究网络审查对于公民社会的影响。
研究进一步以互动固定效应模型（interactive fixed-effects model），检视 2011 至 2018 年网络审查成长超过 10 %的 34 个国家。以 2017 年为例，网络审查的效力削弱了核心公民社会指数约 8%，清楚呈现出两者的相关性。研究发现国家的网络审查，确实是降低公民参与的关键因素。
“我们的研究发现，网络覆盖率已跟公民社会活力脱钩，也跟政治体制脱钩。”林宗弘分析。威权国家下，网络科技是推进新兴经济、科技产业的工具，但同时也是浇熄公民社会的武器。
▲ 2011~2018 年全球网络审查提高 5.6 %，中国、伊朗、土耳其、埃及为审查成长最快的 4 国，转折关键约在 2010~2011 年阿拉伯之春后，诸如茉莉花革命等关键字会遭屏蔽。
▲ 网络审查与公民社会指数的关系呈 U 型，网络审查迅速增高的国家，公民社会指数也明显下滑（如土耳其的公民能量大幅衰退，与-建置审查技术密切相关）。研究也透过模型运算，显示网络审查确实能削弱公民社会，特别在专制政体。
林宗弘直言，过往比较研究大多聚焦网络对政治转型的影响，普遍忽略威权国家运用科技针对公民社会展开操弄与反动员（demobiliztion）等策略。
网络的快速发展最初虽为威权国家带来空前挑战，然而这些政体很快展现韧性，学会灵活运用科技手段，有效压制公民社会持续壮大，化解潜在政治风险。
以中国为例，习近平上任后成立“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大力强化网络审查技术与讯息防火墙。一般人可透过网络表达个人意见、商业交易、联系亲友等，甚至可批评政策，但绝不能用于发动社会抗争。背后严密的审查机制，包含特定关键字，紧盯使用者一举一动，防范集体集结行动的火苗于未然。
哈佛大学政治学者 Gary King 等人曾提出经典解释：中国网络审查重点不在于阻止一般人批评-，而是防堵阻绝动员可能，也就是禁止会集结群众发动连署、陈情、抗争或更激烈政治行动的内容。
资讯操弄的两手策略：减少讯息、增加讯息
林宗弘进一步分析，威权国家网络审查的两种策略。
首要是减法。简单来说，如同前述删文、断网与关键字屏蔽等，皆是威权国家常见的审查手段，关键在于“减少讯息”，隔绝封锁踩到政体红线的新闻与讨论。但这只是资讯操弄的面向之一。
另一个手段则是加法，即“增加讯息”。包括散播假讯息，选择性释出足以歪曲、遮蔽原先焦点的讯息，又或是刻意放送温暖正面的心灵鸡汤，目的皆在夺取民众的注意力。据 Gary King 等人另一篇研究指出，中国网军操作并非直接反击不利-的讯息，而是带风向、贴歪楼，使用反讽、嘲弄、抹黑对方的手法转移焦点，让原先议题力道削弱。
威权国家正是同时运用减少讯息、增加讯息两套手法，导引操弄社会可获得的资讯，达到统治目的。
让假讯息飞！资讯战可能群体免疫吗？
不过林宗弘提醒，类似操作不只局限国内。威权国家也会对外投射，特别是针对潜在敌对或竞争关系的民主国家，包括病毒攻击、瘫痪服务器造成断网，同时也投放大量假讯息，以此让目标国内部分化，制造情绪争端，使社会陷入认知瘫痪。
林宗弘解释，这种干扰模式有特殊性。“我们另一个研究已系统性发现，只要周边存在领土争议的威权政体，民主政体被攻击的频率就会大幅上升；但是相对地，威权政体并没有同样受大幅攻击。”换句话说：
这攻击是单向、非对称，来自威权政体。资讯战已当成攻击武器，用在国际关系。
一旦国家与邻国没有领土争议，或四周都是民主政体，国内被投放假讯息的比例就大为降低。
▲ 被攻击国的另一特色是选举时期。2017 年法国总统大选，选前最后一刻出现重伤马克宏的假新闻，由大量境外假账号散布。同样情形，也出现在 2017 年川普与希拉里总统大选，来自马其顿的境外网军制造大量假新闻发动攻击。（Source：The White House from Washington, DC,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但民主国家内讯息原本即多元殊异，资讯战攻击是否真会造成实质威胁？或社会其实终将形成“群体免疫”，无需过度担忧？
林宗弘不同意这类观点，他正在进行的研究发现，据 2020 年资料，一国假讯息量愈大，疫情愈严重。近期英国研究也显示，假讯息会降低接种疫苗的意愿。“如果资讯战确实会产生效果，造成社会伤害，又怎么达到群体免疫呢？”
迄今，林宗弘已大致拼凑出理论图像，希望更完整理解资讯操弄背后的整体面貌，但仍有许多亟待突破的环节。包括在民主、威权不同政体下，哪些更容易被操弄？运作结构与结果有何殊异？以及对哪个社会阶层更有利？都是未来待持续梳理的部分。
台湾为境外网攻密集目标！跨国假讯息攻防战
根据 V-Dem 跨国研究，2018 年全球 179 国“遭受境外假资讯攻击”的调查，台湾高居世界第一！面对威权国家步步进逼，林宗弘虽不再如过去数位乌托邦论者乐观，但也不至绝望。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循环结束：公民社会因网络崛起；接着国家掌控愈来愈多资源，投资审查技术，把公民社会压下去。这表示原先乐天看法是错的，但未来科技突破还会有进展，下一个循环还是可能出现。”
但他强调，我们不应该仅单凭乌托邦或反乌托邦想像来面对。“人一定要介入科技发展，这是权力斗争的一部分，民主的一部分。不投入，当作搭便车，最后就是被宰。”
▲ 2018 年瑞典 V-Dem 遭外国假资讯攻击的跨国调查， 0~4（浅至深）为严重程度，0（浅色）代表散布最频繁，台湾在 179 国名列第一。（Source：digital society of project）
具体可以怎么做？林宗弘提出三点建议。
根据 2019 年台湾民主基金会的调查，65.7% 民众认为假讯息对台湾民主危害很大，这显示资讯战的威胁感深入大众。-应该在基础研究与资料情报搜集上，提供更多挹注，才能依据实证研究成果建立防护体系。
其次，主动揭露调查结果。除了专业事实查核机构，公民社会内部也可以自我动员组织，譬如医师公会若发现错误的医疗流言，即主动澄清、提供正确资讯。
第三，假讯息攻击的受害者具共同特征，包括和外在社会接触较少、资讯获取管道不足。因此-应该找出方法弥平数位落差，协助更多弱势者培养资讯识读的能力。
身处资讯纷杂的年代，真假难辨已成日常。林宗弘总结，当假讯息的类型、来源愈趋五花八门，国家、公民社会、研究者都需要持续寻找各种政策工具，完成这幅复杂的拼图，而不应寄望快速解决的万灵丹。
（本文由 研之有物 授权转载；首图来源：pixabay）
